其实美国学者享廷顿早就指出，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不适合西方的民主。就是抛开文明的差异不谈，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民族共识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造成国家分裂，事实上就是西方已经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果缺乏民族认同，也照样无法避免国家的分裂，不妨看看现在的比利时。

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些牵系着中国人这个人类最大族群命运的政治家们，往往也是今天支持明天反对，就事论事而已。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状态才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里最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表现，即使你真是百分百的民主主义，也不能用它的名义执行专制式的民主统治，这是在追求真正的民主。

对我来说，罗姆人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种由漂泊而产生的淡漠的归属感。在经济全球化大气候催生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日益强调归属感的今天，罗姆人的漂泊文化越来越难有立足之地，他们的红轮也恐怕越来越难以找到理想中的蓝天绿地。

凡是生日塔罗中有女祭司的人，一定有作梦的习惯，而且梦境总有对应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谕示。我经常劝慰女祭司，不论男女，都要绝对地相信自己的直觉，把理性当基础功夫或实践工具，而最后的判断，千万留给自己的直觉，才不会事后惘然，白走了一条冤枉路。

吃不只是经过胃还应该经过脑，应该有更多和谐的主张，比如不要滥用浮用食物，人跟食物应该要更进一步变得互相依存，关系更美好。人类必须因为食物而绽放笑声，脑袋里要充满食物的甜美记忆，而不是饥饿、抢夺、冲突、贫穷，反过来食物要靠人类传播更广，延续更长久，品种更健康，甚至更好玩。

如同其它温州乡邻，张维庆也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必将遭遇人生的多重选择。他从不肯把选择权交给上帝，总要拽着命运的缰绳，由自己来定夺。不管选择对错，结局好坏，他以为没有弃权就是赢。所以，每当张维庆回头检视自己的履历，心里总是透彻地明白。一个人，活得明白并不容易。

5年后的今天，唐姐成功的职业生涯证实了她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她对中国文化及社会的好奇心跟着她的工作生涯一起成长。在上海的第一年她每个周末还到同济大学继续她的汉语训练。5年后的今天，她承认当初如果在巴黎再住下去，她肯定不会像今天那么快乐。

经济发展顺利与否，与制度民主与否无关。也就是说，有民主的政治架构，并不能够保证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反之，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并不一定必须具有民主政体。菲律宾的恶例，就是一个基本失败的民主的症候。在落后国家，民主可不是一个容易玩转的东西。

将税收封顶的措施使法国国库减少了巨额税款，但却并没有使多少富人因此而重返祖国。相反，却严重增加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感。今天法国社会同样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仇富”现象，一些左翼甚至提出要对个人收入也要立法封顶。不过，我很怀疑这一天会出现。在此之前，法国将继续沿着富者更富的道路走下去。

在巴黎，有外婆从上海陪着孙女来度假。一日上门探访，见孙女正在发脾气。原来地球另一边的母亲，早就为去巴黎度假的女儿安排了暑假作业。回家与18岁女儿讨论这事，女儿答：“没有办法，在中国，必须这样。”这简单的回答使我对女儿另眼相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儿她早就洞悉了母亲的祖国？